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催生的生产技术对简单化、机械性、重复性的劳动进行了替代。近年来，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产业结构与生产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人工智能已成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突破的抓手，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能。职业教育作为教育与产业领域关联度最高的教育类型，在增强受教育者就业能力、提高经济产出水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职业教育必须加快教学模式的重构及人才培养方式的变革，向高质量发展。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了将提高质量作为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职业教育发展的重点任务。2022年5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新职教法”）也指出要进一步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基于此，为实现人工智能深度赋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本文从人工智能赋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及面临的挑战出发，提出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为职业教育深度赋能，实现人才供给链与产业需求链的有效衔接，构建完善的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促进职业教育从适应转向引领。
一、人工智能赋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
人工智能作为当下最活跃的技术驱动力，深度赋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职业教育模式与手段的全方位转型，主要包括教学模式与实践方式的重构、人才培养目标与培养手段的创新。
1.人工智能促使职业教育流程重组与模式再造，赋予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智慧支撑”。将人工智能运用于职业教育教学过程，有利于提高职业教育教学质量，使职业教育逐渐趋向拓展化、个性化、智慧化和精准化。首先，人工智能促进职业教育空间的拓展。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拓展线上线下同步、课上课下衔接的智能化教学空间，打造以图像识别、语音识别等为技术特征的“智慧课堂”，通过规模化的智能学习终端提供专业知识教学，利用AR和VR技术提供灵活的教学手段。其次，人工智能促使职业教育发展的个性化。通过智能化学习终端能够更加容易制订个性化的教学方案，进一步实现沉浸式的学习体验和智能化的学习跟踪服务。再次，人工智能促进职业教育管理的智慧化。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校园管理及教学过程数据采集，能够有效提升职业教育管理决策的科学性以及促进职业教育教学资源的合理配置。最后，人工智能促使教师角色定位的精准化。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职业教育教学过程中，可极大地减轻教师传授理论知识的教学压力，使教师专注于人工智能无法胜任的工作，如思想教育、人格塑造及情操陶冶等。
2.人工智能使得产业链边界产生“模糊效应”，加速职业教育革故鼎新，助推职业教育形态与手段升级。首先，人工智能促进职业教育模式改革。人工智能使得产业边界逐渐模糊，倒逼职业教育出现新格局。智能职业教育作为新产业的孵化器，可以有效促进教学目标的实现。其次，人工智能助推职业教育形态升级。人工智能改变了人类思维认知能力与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产业技术改造和优化升级，加剧了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程度。人才培养方式需适应人工智能时代要求，职业教育教学模式需融入人工智能元素。人工智能深度应用于职业教育领域，能够创设强感知、高交互的学习环境，为学生的知识建构提供良好的条件。最后，人工智能助推职业教育手段升级。“粉笔+黑板+工场”是传统职业教育手段的组合形式，而“云课程+智能技术+虚拟现实”是智能职业教育手段的新组合，实现了职业教育模式持续创新、实践空间不断拓展、学习需求充分满足。
3.人工智能催生新技术与新产业，拓展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空间，带来复合型人才需求的“创造效应”。一方面，人工智能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扩大产业规模以及升级产业结构，进而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人工智能技术不会造成完全的“机器换人”，也不会给制造业带来“就业破坏”，而是使得低技能工人更易掌握操作技能，完成企业内部的岗位转换；同时技术变革带来的生产效率效应，增加了劳动力需求，创造了更多的高收入的新岗位。随着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以及人力成本不断攀升，人工智能市场化进程也在逐步加快，智能装备、工业应用软件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新业态提供了更多的新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拓展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新空间，促使复合型人才需求急剧增加。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产业跨界深度融合，专业岗位界限逐渐模糊，产业转型升级与发展不仅要求我国工匠具备高超的技术能力，还要具备崇高的职业精神。
4.人工智能促进职业技能劳动者享有平等的发展机遇，解决潜在结构性失业问题，实现劳动力群体技能持续提升。人工智能可以提高劳动者的职业技能水平和物质资本的使用效率，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一方面，人工智能使得职业教育受众群体日趋增多，使得劳动者提升职业技能水平的意愿逐渐强烈。人工智能技术将改变职业技能劳动者固有的知识结构，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促使劳动者练就适应人工智能时代所需要的职业技能本领，适应并引领人工智能带来的市场变革，在就业市场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可供给更多普惠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机会，促使技能劳动者享有更为平等的就业机遇。职业教育具有普惠性特征。人工智能助力低技能劳动者进行职业培训，增强劳动者就业能力，适应产业市场需求侧动态变化，促进更多工人转型成为新时代高技能的产业劳动者，实现工业经济向数字智能化有效转变。
以“智能+”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技术正逐渐成为行业“标配”，人工智能对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也产生了较大影响，职业教育在教学模式、人才培养、产教融合、制度体系建设、国际合作方面面临着诸多挑战。
1.现代化职业教育教学体系及教学模式尚不完善，职业教育师资力量相对缺乏，尚难满足人工智能时代人才培养的需求。传统工业经济时代的职业教育体系难以适应人工智能时代对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其专业设置、教学模式等方面亟待调整和改进。虽然人工智能在生产、生活领域不断得到广泛应用，但新技术、新工艺却未能及时进入职业教育教学课堂，致使职业院校学生不能及时掌握相关智能知识与新技术，从而难以适应新兴生产模式的用人需求。目前，人工智能技术更多应用于交叉领域，技术技能工人不仅需要掌握某种单一技能，而且还需要具备创新精神和综合职业技能。如果依旧保持较为传统、单一的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必然无法适应新兴产业发展的需求。同时，传统技术技能的发展空间进一步被压缩，职业教育既有的重“硬技术”、轻“软实力”的教学理念和目标也亟待改革。另外，职业教育师资力量相对缺乏，难以满足人工智能时代人才培养的需求。从教师数量上看，真正的“双师型”教师严重不足；从教师质量上看，理论有余而实践教学经验不足，尤其是兼具智能思维、智能教学技术及智能产品设计与制作能力的教师更加缺乏。
2.人工智能更新迭代对传统职业产生“替代效应”，职业院校人才供给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人才培养质量尚难满足社会发展需求。人工智能对传统职业产生“替代效应”，对职业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智能制造、智能芯片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相关产业形态、生产方式也发生了急剧变革，职业种类、劳动性质快速分化，低级职业形态面临严峻挑战，机械重复型、简单技能型岗位必将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带来的职业替代类型更加多元化，未来我国会有更多的劳动者面临职业转换。另外，人工智能对传统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产生“冲击效应”，人才供给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我国职业技能人才初级技工多、高级技工少，单一型技工多、复合型技工少，致使智能制造等领域高技能人才相对短缺，出现了产业市场“招工难”的现象，充分暴露了我国职业技能劳动者知识供给与产业市场结构需求尚不匹配这一问题。
3.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市场需求侧存在“两张皮”现象，各利益主体价值诉求冲突严重。人工智能促使产业结构调整与价值链重构，对劳动者职业技能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支撑产业发展的劳动力不再是低技能水平的劳动者，这也使得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市场需求侧矛盾凸显，职业院校人才培养供给和产业市场人才需求“两张皮”问题在新业态下更趋明显。主要表现为职业技能人才培养与行业发展不同步、原有的人才培养链与产业需求链不同步、学生的知识架构与企业发展需求不同步、产学融合与校企合作不同步、专业设置与产业升级不同步等。另外，产教融合各利益主体价值诉求差异明显。职业院校和企业合作效能较低，甚至出现价值冲突，导致产教融合质量不高。在校企合作过程中，二者将自身价值偏好置于支配地位，不仅未能形成互补协作，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竞争对手。而且，还有部分职业院校对参与企业索取多、付出少，产教利益主体之间产生矛盾在所难免。
4.人工智能时代职业教育适应性发展面临更为复杂多元的环境，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尚不完善。人工智能时代职业教育发展面临更为复杂的生态环境，既要适应人民群众的内在需求，又要适应社会发展的时代背景。当前，职业教育法律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一方面，职业教育法律制度体系建设尚不健全。现有法律体系对治理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界定不明晰，特别是相关主体参与协同治理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治理主体作用的发挥，致使治理主体参与办学的动力不足。职业教育治理的政策法规及相应的职业教育改革配套文件亟待完善，如质量评估制度、劳动力市场需求预测与反馈制度等。另一方面，职业教育治理体系有待完善。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尚未形成独有的治理标准，职业教育标准的数量与结构尚未达到全覆盖，同时现有的标准质量不高、定位不清晰、操作性不强，还有由谁实施、怎么实施等问题也亟待解决。
5.人工智能时代职业教育国际环境复杂及国际活动呈单向性，需要加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构。人工智能时代职业教育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经济贸易带来了巨大冲击，西方国家不断打压和限制中国工业的发展，并将一些制造业从中国逐渐转向东南亚国家。面对经济全球化新格局，面对复杂的市场变革，我国职业教育亟待加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构，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国际生态环境，有效应对世界格局变化对我国工业发展的冲击。另外，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活动单向性特征明显。近年来，虽然我国职业院校输出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逐年提升，但与长期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引进的发达国家优质职业教育教学资源相比，输出成果资源还是相对较少。究其原因，我国职业教育标准通用性不强，存在标准“走出去”语种文本障碍的问题；我国职业院校在主导或参与制定国际职业教育通行标准和国际资格证书等方面力度不够，向国际社会宣传并推广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成果的渠道层次不高，输出效果也不明显。
人工智能时代职业教育既拥有新机遇，又面临新挑战。运用人工智能深度挖掘职业教育发展潜能，进而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可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路径创新。
1.加速重构现代职业教育教学体系，推动教学模式“智慧化”。人工智能技术在职业教育教学领域的应用，有利于教学空间的拓展，有利于教学方式和教育管理的智慧转型，有利于形成现代职业教育服务体系，极大地满足学生的智慧成长需要。因此，要拓展职业教育“物理+网络”教学空间，积极开发数字化教学资源，建立健全职业教育教学管理机制。第一，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搭建智能教学场景，拓展授课空间。一是营造虚实结合的教学空间，使职业教育教学边界逐渐模糊，授课空间从现实课堂扩展到网络空间，形成跨学校、跨区域的智能化协同教学空间。二是运用AR和VR技术开发虚拟化、智能化教学实践平台，突破传统技能实训场所限制，为学习者提供仿真实训场景，在提高学生的学习投入度与增强学生的学习趣味性的同时，使其更好地掌握理论知识，提升智能实践操作能力。
第二，运用人工智能技术为职业教育教学活动提供个性化、多样化与精品化服务。一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为教学活动提供个性化的教学资源服务。根据学习者知识结构、认知风格等个性化需求，获取相应的教育资源，制订个性化教学计划，实现职业教育的因材施教。二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为教学活动提供多样化的教学资源服务。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形成多学科、跨学科整合课程，推广混合式教学、翻转课堂、虚实结合的新型教学模式，为多样化教学提供新手段；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活页式、立体式、手册式教材，为多样化教学资源提供新载体，创新职业教育教材形式。三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为教学活动提供精品化的教学资源服务。加强精品教学资源建设，开发人工智能课程及相关配套教材，如开设“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慕课；开发与教学课程相融合的智能工具，促进课堂教学的高效化与智慧化；探索人工智能助力教学发展的应用模式，如建立学科知识图谱、教学资源地图等。
第三，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职业教育教学的自我诊断与改进能力，建立健全职业教育教学管理机制。一是运用新技术建立健全数据驱动的教学评价机制。将人工智能技术手段融入教育教学评价，改变传统的静态性、终结性、一次性的评价模式，建立动态性、过程性、多向性的新型教学评价模式。二是运用新技术建立数据驱动的教学预警机制。搜集教育教学、质量监管、教学管理等环节数据，建立智能预警系统，实现对教学要素的全面监管和对运行系统的有效监测，形成全程监测、全面监管的教学预警模式，推动教学治理现代化。三是运用新技术建立数据驱动的协同管控机制。运用智能化技术跟踪教学过程、诊断教学效果、评价教学质量，如使学生、教师、家长、企业等多主体协同合作，运用智能数据综合评价课堂教学效果和学生知识掌握情况，促进职业教育质量提升。
2.构建“数字智能+工匠精神”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实现人才培育复合化。人工智能时代，职业教育对“匠心独具”的高技能人才需求空前强烈。为此，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视野应置于人工智能技术影响下的产业格局和社会发展中，营造尊重劳动与崇尚技能的良好氛围，构建“数字智能+工匠精神”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实现人才培育复合化。第一，积极培育学生的“互联网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热爱劳动、崇尚技能的社会氛围。一方面，培育学生的“互联网精神”和“工匠精神”。将“互联网精神”和“工匠精神”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学生树立协作发展、开拓进取的价值观，通过认识岗位、轮岗实习等方式培育学生的职业精神，增强学生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让职业精神成为学生成长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营造热爱劳动、崇尚技能的社会氛围。充分发挥各类新闻媒体平台功能，加强对大国工匠和高素质劳动者典型事迹的宣传力度，积极宣传劳动模范精神和大国工匠精神，鼓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之路。深入开展“大国工匠进校园”“劳动模范进校园”等活动，营造崇尚“大国工匠”的校园文化氛围。
第二，搭建技术技能人才展示专业能力的竞技平台，推广校企合作育人的现代学徒制。一是搭建展示专业技术能力的竞技平台。掌握现代市场产业结构转化调整动态，及时丰富技能竞赛形式，拓宽技能竞赛内容，如可以考虑将与现代服务业、智能制造业及新兴产业发展水平相关的技能要求纳入竞赛项目，充分发挥技能大赛对学生专业技能水平的引导和提升作用。二是推广校企合作育人的现代学徒制。通过师傅的言传身教和德育课程教育引导，培育学生养成精益求精、严谨专注和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使人才培养回归职业教育本位，实现专业知识与实践技能教育的有机统一。三是发挥高技术人才“传帮带”引领作用。实施弹性退休机制及返聘机制，返聘技术经验丰富的老技工，有效开展“传帮带”活动。
第三，运用数字智能健全人才培育生态，培养“数字智能+工匠精神”的复合型人才。一是运用数字智能实现人才培养目标。以培养高精尖的复合型人才为目标，通过数字智能手段，提升学习者的数字创造力与实践创新力。二是运用数字智能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培养学生将精益求精作为基本职业操守，将爱岗敬业作为基本职业态度，将求真务实作为社会担当。三是运用数字智能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以数字智能为导向，营造崇尚工匠精神、重视智能技术的学习氛围，应用智能教学系统搭建技能人才表彰平台，发挥智能技术人才的示范效应，为培育复合型人才创造良好的职业教育生态。
3.提高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发展需求侧的匹配度，促进产教深度融合。产教融合是培育适应和满足现代制造业一线岗位要求的技术技能人才的必然要求，是促进就业的“稳定器”、加快战略新兴产业崛起的“催化剂”、推动社会经济转型升级的“助推器”。深化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推进专业群建设与产业转型升级对接，提高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发展需求侧的匹配度。第一，提升“校政行企”主体功能，提升多方联动的协同度。“校政行企”是由职业院校、政府、行业协会、企业组成的“四位一体”动态联盟。一是加强职业院校应用技术研发能力与流程优化能力。职业院校作为执行主体，通过订单培养和工学结合等方式，加大为企业提供智力支持的力度，促进科研质量与产业效率“双提升”。二是发挥政府对产教融合的支持功能。政府作为支持主体，建立推动产教融合的政策体系与运行机制，探索支持产教融合的税收政策和财政政策。三是强化行业协会对产教融合的服务功能。行业协会是服务主体，应能为产教融合提供全方位、深层次、专业化服务，协助校企开展技术研发、决策咨询等协同攻关任务。四是探索企业多途径、全方面参与人才培养的模式。企业作为中心主体，应积极参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目标制定、教学体系建立与课程标准设置等工作，建立“专业与产业、课程与职业、教学与实践”相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企业需求与人才培养的无缝对接，提升企业技术创新力。
第二，搭建协同合作平台，提高参与主体的耦合度。协同合作平台有利于提高资源合理配置与跨界协同效能，增强相关主体跨学科研究的动力，推进产学研用的深度融合。一是鼓励职业院校与企业以“共建、共管、共享”模式创建协同创新中心、产业学院等机构，搭建技术研究基地、创客空间和智能虚拟工厂。在课堂建设过程中加强校企协同合作，积极探索顶岗实践型、创业实践型等教学科研模式，促进产业转化与推广。二是构建多主体协同合作的智能职业教育服务平台。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构建职业院校、企业、政府和公众等多主体协同合作的职业教育服务平台，促进教育链、产业链和人才链的有效衔接，推动企业发展需求和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深度融合。三是搭建智慧平台，实现产学研用协同发展。智慧平台是为职业院校、企业、政府与行业协会在战略需求、人才信息、成果转化、技术资源等方面跨界合作，提供组织匹配、信息流动、数据推送、需求反馈、在线咨询的载体，能促进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与有效配置，减少资源要素的重复与浪费，实现产学研用的技术协同与组织协同。
第三，完善师资共享机制，建立产教融合的价值共同体。产教融合贯穿于职业教育核心竞争力提升的全过程，是实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精准适配的重要手段。一是建立职业院校与企业的师资共享流通机制。职业院校要完善理论型师资向实践应用型师资转型的制度体系，例如，将企业工作或实习时限作为教师职称评定的前提条件，鼓励教师到企业进行定向挂职或兼职，参与关键技术及重大项目开发；聘请企业高技能人才到职业院校兼职，参与课程教学与科研活动。二是建立产教融合的价值共同体。通过理事会与咨询委员会等模式，吸纳企业、行业协会等主体积极参与职业院校发展战略与办学定位的规划等，将人工智能技术引入职业院校教学模式改革、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学科专业优化设置等，使职业院校办学模式与产业发展趋势及社会发展人力结构精准对接，增强办学模式契合性与供需结构适配性。
4.建立健全现代职业教育法律体系，推动教育治理法治化。面向新工业革命需求，构建完善的法律法规和制度设计体系，加强职业教育顶层设计，建立健全职业教育制度体系，促进现代职业教育制度体系法治化，最大限度释放职业教育对新工业革命的重要作用。完善“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现代职业教育制度体系，促进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体系法治化。第一，构建更为完善的法治体系，奠定职业教育依法治理的基础。通过职业教育法治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为各相关利益主体参与职业教育治理提供法律保障，实现职业教育治理从“权威型”向“法理型”转变。依法治理是实现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障。虽然新职教法明确了职业教育治理主体的功能定位和主体责任，为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供给，但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如通过具有可操作性的激励性政策，激励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并以制度的形式明确企业高技能人才到职业院校兼职的合法性。
第二，完善“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职业教育体系。一是打通职业教育“纵向贯通”的渠道。搭建“中职中专—高职高专—职教本科—专业研究生”各层次职业教育之间的“立交桥”，消除制度层面职业教育的升学障碍。完善职业教育高考制度，提升实践操作在升学考核中的分值比例，满足职业院校学生参与继续教育的需求。稳步推进职业教育本科层次试点,鼓励和支持具备条件的职业院校申报本科专业，让“职业本科”成为金字招牌，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二是拓宽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横向融通”的渠道。加快职业教育“学分银行”建设，打通学分与学历证书、职业资格证书之间的转换通道，实现各类成果互认，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横向协同发展。健全学习成果的认定制度，建立校际、校企之间的学分和培训成果互认制度，实现跨时期、跨区域的学分积累和转换。充分发挥职业院校培养“实践型”人才和普通院校培养“理论型”人才的优势，加强职业院校与普通院校联合培养“理论+实践”的复合型人才。
第三，完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认证制度和健全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制度。一是健全职业技能等级认证体系。面向人工智能时代发展趋势，依据高端装备、智能制造新兴产业需求，建立健全职业技能等级认证体系。完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动态更新机制，进一步完善证书标准的评价机制与职业资格的认证程序，处理好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与学历证书的关系，通过技能等级证书充分反映技能人才的综合能力。二是建立健全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制度。吸纳企业、行业组织等参与职业教育评价，提升职业教育影响力，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5.完善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机制，打造世界职业教育共同体。完善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机制，坚持职业教育“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吸引境外优质职业教育机构来华办学，鼓励国内有条件的职业教育机构赴国外办学，推动我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化进程，推动职业教育资源互联互通，打造世界职业教育共同体。第一，吸引全球优质职业院校来华合作办学，学习和借鉴国际职业教育先进办学经验。一是吸引全球领先的境外优质职业院校来华合作办学，获取国外优质的职业教育资源。例如，成立智能制造技术国际合作培训中心、中德智慧制造学院等，促进师资共享与深化人才交流，使学生享受更多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共享全球领先的新知识与新技能。二是学习和借鉴国际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并将其本土化，形成中国特色。立足国内职业教育现实情况，对国际职业教育先进办学经验进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进一步凝练中国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走具有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国际化道路。
第二，推动我国职业教育与国际接轨，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技能人才。借势国家战略推动职业教育国际化办学，积极开展职业教育国际合作项目，建立国际化协同育人平台。职业院校应依托企业的国际化技术协作及产业交流平台，引入国际先进产业资源和前沿技术，打造职业教育的“高端发展极”，加快推动我国职业教育与国际前沿技术接轨。在职业教育发展的国际坐标中锚定中国目标，将属地化向国际化办学发展之路升级为办学与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之路，助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积极推广政校企“三位一体”国际育人机制，为学生提供海外学习机会，开阔学生的国际视野，促进国内学生和全球工匠的技术技能交流与学习，互相借鉴，共同进步。
第三，积极参与国际职业教育治理，提供职业教育发展的中国方案。主动参与职业教育国际规则制定，全面完善与国际接轨的职业教育标准，积极推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专业标准，大力提升我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充分利用“一带一路”职业教育联盟平台，定期举办职业教育国际论坛或国际研讨会，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院校的合作交流，创建集教学科研、理论实践一体化的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充分发挥智库咨询、人才培育等功能。加大对“丝路学院”的支持力度，扩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与教师培训规模，为企业“走出去”和已经“走出去”的企业培育“种子”人才，积极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全球视野的职业教育国际品牌。
李东海，内蒙古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博士；刘星，内蒙古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王鹏，河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博士。本文刊发在《教育与职业》杂志2023年第4期。
